总体而言，汉中也好，蜀地也好，还是跟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。长江与汉水分别连通了蜀地与汉中，水路前往这两地，要比关中那边翻阅大山走栈道便捷太多了。
三国时期，诸葛丞相就是长期用蜀地产出的蜀锦，水路运输到江东，来交换东吴那边的粮食，以弥补蜀地粮食产出的不足。
而蜀国长期的北伐策略，也是以攻代守，赢得战略上的主动，为东吴减轻战略压力。
可惜的是孙十万比较废柴，而且东吴的世兵制对于开疆拓土的势力来说又是个大毒瘤，无法改变战略上的劣势。
一直到唐代，蜀地与江南的联系才日渐紧密起来，形成了“一扬二益”的经济格局。蜀地与江南连接的关键地段“夔门”，变成了商贾云集，因为贸易而畸形繁荣的中转之地。唐王朝在此设立夔州江关衙门，专业收过往商船的商税。
刘益守前世历史上，这地方可不得了，历代朝廷在此地设长江关隘，收税收到了1917年。
可以说收税收到了手软！
有鉴于夔门到重要性，刘益守命朝廷中枢颁布政令，在巴东（奉节）设立关隘，派兵屯扎白帝城，改巴东郡为夔州，建立夔州都督府。并于此地设长江江关与巡检司，负责长江三峡水道安全。
萧衍执政非常惰怠，满地是钱都不知道捡起来，施政又无远见，只顾眼前不管将来，往往都是后知后觉。
如今蜀地与江南的局势，跟刘益守当初入主寿阳时相比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自从萧纪入主蜀地后，民生安定，物产渐丰，商贾在蜀地和荆襄两地来往不禁绝，情况早已跟旧时不可同日而语。
如今蜀地与江南人员来往不断，物产交易亦是颇为频繁。虽然萧纪属于将来必定要叛乱的藩王势力，但这并不妨碍刘益守先把两边收税的关隘建好。
收税嘛，一万个不多，一个也不少，有多少收多少！多多益善。
把商税收起来了，农税便可以少收一些。在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体系里，少收农税，让底层百姓富裕起来，尽量解除他们与世家大户的人身依附关系，商业便能自然而然发展起来。
商业都发展不起来，社会怎么进步？很多事情是明摆着的！
无论世家大户多么牛逼，有个跟资本社会同样的道理不能忽视：这些人社会总体消费能力极低！而且这些人又无法提高底层百姓的消费能力，导致了社会运行的极大扭曲。
所谓百姓不闹事，只是社会运行的最低需求，如果以这个为最高，刘益守觉得自己现在就可以甩开膀子及时行乐了。
还有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：古代农税的运输成本，往往高得惊人！而商税以货币，布匹等物为主，运输成本低，尤其是靠近水路关隘所收商税，更是如此。
国家收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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